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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3日，澎湃新闻刊发《基层“减负”，如何防止新“形式主义”？》，报道以大量案例、当事人亲历、学者研究还原了基层减负之难：“上面千把锤、下面一根钉”， 过度留痕、滥用排名、多头填报等“形式主义”，让基层干部身上的担子愈发沉重。

一方面，中央层面连续发布了《关于防治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的若干意见》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等减负文件，另一方面，减负在很多地方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甚至减负本身成为基层的新负担。

乡镇公务员贾佳告诉澎湃新闻，从2022年起，上级部门就要求解散清退“僵尸群”，定期填写“某某部门无效群主清理表”，并把工作群总数控制在2个以下。但在她如实填写有2个工作群时，领导要求她改填“0”，避免成为负面典型。一些地方搞“一刀切”的减负方式，甚至把解散工作微信群本身作为“考核减负”的指标，结果明明用了很多工作群，还不敢如实上报。

有论文也提到，自2019年基层减负政策实施以来，各地出现许多共性问题,为了完成基层减负绩效考核，基层注重处处留痕，向上级“展示”减负成效，增加基层工作量，出现了名义上的减负。甚至，一些地方将整治“形式主义”打包成一项专项任务“甩”给基层，导致基层“自己上报问题，自己解决问题”。

明明为减负而来，结果却变成增负。原本是治理形式主义的举措，到后来又变成了新的形式主义。这也表明，整治形式主义绝非一蹴而就，而是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，关键就在于要自上而下主动减、大胆减、坚决减。

一方面，要进一步厘清不同层级的权责边界，建立健全职责清单。基层当然有义务、有责任配合上级工作，但不能事事都不经筛选、拆解直接往下派。这种“一竿子插到底”的做法，看似尽职尽责，实则机械盲目，也增加了基层负担。

比如报道提到一份省里印发的文件，写有“此件发至市级”字样，但作为行政体系“神经末梢”的乡镇也收到了；市里布置一项“法治建设”书面任务，也压到了乡镇，但“法治建设”主要涉及法院工作，乡镇根本没有法院，只好照抄照搬一些材料了事。如此层层“转发”，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。

另一方面，上级政府也要进一步约束权力，比如取消冗余的工作机制，减少过多、过频的督导检查，精简绩效考核体系等。评价各项工作应更多看实效、看群众反映，而不是一味打包往下压。

以整治形式主义事项、减负事项为例，一些上级机关不从改革自身工作机制下手，却要求下边“自查自纠”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主义。比如频繁“迎检”，工作任务摊派、多次召开整治形式主义工作动员会、文件不经筛选，击鼓传花式流转等等，这些内容能“自查自纠”吗？

说到底，形式主义成为痼疾，挥之不去，不断反复，根源正在于基层干部往往必须“对上负责”，没有把公众满意度放在考核更重要的位置上。此前人民日报曾报道，上海市浦东新区改进考核方式方法，从“部门考核+年终成绩”向“群众评价+平时成绩”转变，建立居（村）组织“7+3”（群众评价占70%+街镇评价占30%）考核模式，推动基层干部用心办实事、解难题、做好事。

行政考核兼顾“自下而上”的视角，不同层级之间权责清晰，则以往“自上而下”搞形式主义的做法，自然就少了场景、没了动力。